2004年，第四届世界厕所峰会在北京举办，这届峰会直接推进了北京天安门广场、长城等景点以及北京市内胡同里4000个公共厕所的整改工作。2006年以来，全国三类以上厕所数量不断增多。近年来，厕所改建工作仍备受国家关注。2015年至2017年，国家旅游发展基金投入了16.4亿元进行旅游厕所革命。截至2017年，全国三类以上厕所已突破十万座，约占城市公共厕所总数的75%。而后续的发展还未停止，文化部表示，2019年，国内旅游景区将新建或翻新约2.1万个厕所。

在改建之外，一些能够勉强达标、但是老旧严重的厕所，也完成了修缮工作。在2016年，北京南锣鼓巷二类厕所进行了整体翻新。“以前连瓷砖都掉了。”负责这片区域厕所的彭川（化名）说道，“现在好多了，还加了一个污物池让居民清洗拖把。”

彭川和他的妻子分别负责这一座厕所的男女卫生间清洁。每隔30分钟，彭川就要检查并打扫一次厕所卫生，这样的工作状态每天要持续14个小时。旅游旺季的时候，彭川时时守着，找准人少的时候“插空”进去打扫。

别无例外，所有二类厕所都必须由一对夫妻承担管理员的职责。为了保持景区厕所24小时的清洁，清洁员们每天要从清晨六点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，下班后也要住在厕所内几乎只容得下一张床的管理员间里，以备突发情况。“不是夫妻谁能愿意？” 彭川笑道。

西安华清池景区一类厕所 陈晓晗摄

自2015年大力推广厕所革命以来，对于厕所卫生的检查日益严格。除了每天早上的定期巡检之外，越来越多来自环卫各层级的领导也开始了不定期的抽查。

“主要就是来检查厕所卫生是否达标、设备是否损坏之类的，还有就是检查我们保洁人员是不是守在岗位上。”彭川介绍道。

在排污系统完善，卫生状况基本合格的城市，厕所的整洁、便捷、甚至是美观，成为了改革的主要目标。改建、翻新、严格监管与维护……种种举措共同促进了城市厕所的进步。

无害化卫生厕所，要求厕所不再露天、有墙有顶，化粪池不渗不漏、密闭有盖，厕所内没有蝇蛆和臭味，有通风设施。据调查，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的粪便将导致多种疾病传染，会严重影响农民健康。

“连排水系统都没有，怎么改啊？”张松所在的仵龙堂乡，大部分村民都将农村的改厕计划简单想象为旱厕改水厕——这也是大部分人谈及农村改厕的第一反应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“如果全中国几亿农村人口都使用水厕，三峡大坝的储水量四年就会全部用完，这是不符合实际和国情的。”钱军表明。作为全国首家致力于厕所公益的非公募基金会——昆山昱庭公益基金会的创始人，他也被诸多媒体称为 “中国厕所先生”。

实际上，共有6种厕所类型供农村无害化厕所改建选择。各地可以因地制宜，根据功能、价格、生活习惯进行挑选。如习惯使用液态粪肥的地区可修建双瓮漏斗式厕所，而干旱缺水地区则宜选择修建粪尿分集式厕所。

2019年中央财政计划安排70亿元，推动全国3万个村庄、约1000万户农户实现改厕。“小厕所是大民生，如厕难不仅是农民的烦心事，也是很多城里人不愿意到农村去的一个重要原因。” 3月5日，在两会部长通道上，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：“必须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来推进。”

在国家的大力推行与政策补贴下，农村无害化厕所普及率逐年提高，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预计中国将于2030年实现无害化厕所全覆盖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2007年以来，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整体呈上升趋势，但地区分布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。截至2017年，已有7个省份普及率达到90%以上，但黑龙江、青海两省普及率在20%以下。山东、海南、江苏改革效果较好，上海、天津无害化厕所普及率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，可湖南、河南等省份改革效果并不是很明显，陕西甚至出现了倒退现象。

哪怕是一个乡，也可能出现明显的不平衡现象。张松所在的仵龙堂乡，虽然在2015年就开始了改厕，乡内甚至已有两个村完成了100%无害化厕所普及，但后仵龙堂村的无害化厕所不超过5家。“每个村经济情况、侧重点和观念意识都不一样，很难齐头并进。”仵龙堂乡副乡长马新普解释道。

2004年，第四届世界厕所峰会在北京举办，这届峰会直接推进了北京天安门广场、长城等景点以及北京市内胡同里4000个公共厕所的整改工作。2006年以来，全国三类以上厕所数量不断增多。近年来，厕所改建工作仍备受国家关注。2015年至2017年，国家旅游发展基金投入了16.4亿元进行旅游厕所革命。截至2017年，全国三类以上厕所已突破十万座，约占城市公共厕所总数的75%。而后续的发展还未停止，文化部表示，2019年，国内旅游景区将新建或翻新约2.1万个厕所。

在改建之外，一些能够勉强达标、但是老旧严重的厕所，也完成了修缮工作。在2016年，北京南锣鼓巷二类厕所进行了整体翻新。“以前连瓷砖都掉了。”负责这片区域厕所的彭川（化名）说道，“现在好多了，还加了一个污物池让居民清洗拖把。”

彭川和他的妻子分别负责这一座厕所的男女卫生间清洁。每隔30分钟，彭川就要检查并打扫一次厕所卫生，这样的工作状态每天要持续14个小时。旅游旺季的时候，彭川时时守着，找准人少的时候“插空”进去打扫。

别无例外，所有二类厕所都必须由一对夫妻承担管理员的职责。为了保持景区厕所24小时的清洁，清洁员们每天要从清晨六点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，下班后也要住在厕所内几乎只容得下一张床的管理员间里，以备突发情况。“不是夫妻谁能愿意？” 彭川笑道。

西安华清池景区一类厕所 陈晓晗摄

自2015年大力推广厕所革命以来，对于厕所卫生的检查日益严格。除了每天早上的定期巡检之外，越来越多来自环卫各层级的领导也开始了不定期的抽查。

“主要就是来检查厕所卫生是否达标、设备是否损坏之类的，还有就是检查我们保洁人员是不是守在岗位上。”彭川介绍道。

在排污系统完善，卫生状况基本合格的城市，厕所的整洁、便捷、甚至是美观，成为了改革的主要目标。改建、翻新、严格监管与维护……种种举措共同促进了城市厕所的进步。

无害化卫生厕所，要求厕所不再露天、有墙有顶，化粪池不渗不漏、密闭有盖，厕所内没有蝇蛆和臭味，有通风设施。据调查，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的粪便将导致多种疾病传染，会严重影响农民健康。

“连排水系统都没有，怎么改啊？”张松所在的仵龙堂乡，大部分村民都将农村的改厕计划简单想象为旱厕改水厕——这也是大部分人谈及农村改厕的第一反应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“如果全中国几亿农村人口都使用水厕，三峡大坝的储水量四年就会全部用完，这是不符合实际和国情的。”钱军表明。作为全国首家致力于厕所公益的非公募基金会——昆山昱庭公益基金会的创始人，他也被诸多媒体称为 “中国厕所先生”。

实际上，共有6种厕所类型供农村无害化厕所改建选择。各地可以因地制宜，根据功能、价格、生活习惯进行挑选。如习惯使用液态粪肥的地区可修建双瓮漏斗式厕所，而干旱缺水地区则宜选择修建粪尿分集式厕所。

2019年中央财政计划安排70亿元，推动全国3万个村庄、约1000万户农户实现改厕。“小厕所是大民生，如厕难不仅是农民的烦心事，也是很多城里人不愿意到农村去的一个重要原因。” 3月5日，在两会部长通道上，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：“必须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来推进。”

在国家的大力推行与政策补贴下，农村无害化厕所普及率逐年提高，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预计中国将于2030年实现无害化厕所全覆盖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2007年以来，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整体呈上升趋势，但地区分布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。截至2017年，已有7个省份普及率达到90%以上，但黑龙江、青海两省普及率在20%以下。山东、海南、江苏改革效果较好，上海、天津无害化厕所普及率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，可湖南、河南等省份改革效果并不是很明显，陕西甚至出现了倒退现象。

哪怕是一个乡，也可能出现明显的不平衡现象。张松所在的仵龙堂乡，虽然在2015年就开始了改厕，乡内甚至已有两个村完成了100%无害化厕所普及，但后仵龙堂村的无害化厕所不超过5家。“每个村经济情况、侧重点和观念意识都不一样，很难齐头并进。”仵龙堂乡副乡长马新普解释道。

不过对于自家村子厕所情况的落后，张松却毫不在意。从小住在村子里的他，早已习惯了家里“临猪而建”的旱厕，对于农村的改厕计划，他觉得没有任何必要，甚至称之为“糟蹋钱”。

而且，这也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看法。大举推进的厕所建设，引发了人们越来越多的类似问题——花这么多钱，真的有必要吗？

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显示，平均对厕所1美元的投入，可以带来5.3倍的回报。“长期来看，这是一件会盈利的事情。”沈锐华举例说，“印度投入厕所革命的10亿美元成本，10年左右就能收回。”

“国外机构曾经研究过，厕所给商业体能带来7%的经济效益。” 钱军表示，卫生美观的厕所会增加人们在其附近徘徊的时长，从而提高了消费的可能性。以南锣古巷为例，干净的厕所使游客，尤其是女性游客不再需要离开景区解决个人问题，延长了其在景区内游玩的时间，进入商铺消费的几率也就大了起来。

同时，城市旅游厕所的卫生情况、美观程度也直接影响着游客的旅游体验，进而关系到景点获得推荐的可能性。沈锐华回忆道，“我很久之前有去厦门玩，当时那里厕所真的很脏，回新加坡之后，我就告诉朋友别去玩了。”

对于旅游用途并不明显的农村厕所，其新建、改建带来了显著的卫生进步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农村改水改厕技术指导中心研究员付彦芬表示，农村改厕可以从根本上控制肠道传染病的发生，是卫生防病的主要措施。

随着改厕的不断进行，一种以粪便中虫卵为传染源，沿河多发的粪口疾病——血吸虫病，其历年发病人数不断减少，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。

生病少了，误工损失和医疗投入等多方面的额外成本也就相应下降了。因此，农村厕所改革同样拥有可观的经济效益。 “厕所卫生好了，大家不生病了，工作时间就有保障，还不需要花钱看病了，医护上需要的投入也少了，对经济是很好的帮助。”沈锐华详细分析道。

沈锐华认为，虽然短期内厕所革命需要较大的投入资金，但长期来看，这项举措不论是对国家形象，还是对经济与健康卫生发展，都有着巨大的益处。

即便厕所改革很重要，但跟张松一样认为“改厕没必要”的人却是大多数。对于儿子所投身的厕所公益，钱军母亲只留下一句“他脑子被门挤了”——厕所这一话题难登大雅之堂，自古以来从没变过。这恰恰是现在厕所革命严重的阻碍因素之一。

在张松的家里，客厅、厨房都收拾得卫生整洁，唯独他的厕所，还维持着三十年前的样子。

“除了钱，大家的观念是最主要的问题。”副乡长马新普说。“厕所嘛……”他意味深长的补了一句。

为了推动厕所革命，张松所在的仵龙堂乡推出了大力的补贴政策，农民自家旱厕改双瓮式蹲坑不用花一分钱。然而2018年，乡里还是没能完成上级布置的1000所左右的改厕任务。

张松家的卧室 陈晓晗摄

张松家的厕所 陈晓晗摄

 即使在城市，厕所观念也没能完全树立起来。“有些人觉得厕所就该脏，建得多漂亮他都能搞乱！”谈及对厕所革命的建议，南锣鼓巷厕所保洁员彭川激动地脱口而出，“咱们中国人这一块的素质真的要提高！”每一天，他都会碰到许多不冲厕所，或者将纸巾随处乱扔的游客，这成为了他清洁厕所的主要负担。

“画厕所是会被老师骂的啊。”学室内设计的小王说，“老师说，人家买的是房子，又不是厕所。” 对中国人来说，厕所这个解决日常生活需求的关键之地，似乎从生活里剥离了出来。

如何解决观念上的偏差呢？

钱军认为，厕所文化的培养十分关键。在日本，不仅在信仰上有一个专管厕所的神明，学生教科书中也有着大量相关的厕所知识。而中国在这方面却几乎是一片空白。针对现状，钱军决定以小学校园为切入点，其团队推出《疯狂的厕所》漫画，搭配“废纸置换厕纸”计划，给学生科普“如厕和健康”、“如厕和性保护”等问题，让孩子们正视厕所，也重视厕所，通过辐射性的作用，慢慢影响家长、教师的观念。

“人人有粪”——这是沈锐华给自己在中国演讲的命名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，人平均每天要进入6-8次厕所，一生共有3年时间呆在厕所。作为人合理的需求，人们应该意识到，出口与入口，同样重要。也只有人们改变对厕所的观念，厕所革命才能拥有更光明的前景。

小厕所连着大民生。从建国的爱国卫生运动，到如今的厕所革命，70年来我国的厕所建设有了巨大的进步，但展望未来，仍然需要继续努力。“作为开始，中国的成果非常显著。”沈锐华说，“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，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”